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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《三言》看晚明商人(6)
五、结论

 《三言》非历史著作,但其所包括中国16、17世纪间社会史及经济史之资料丰硕。吾人以其所叙与其他资料暨历史背景对照,发觉其所提供商人生活及商业组织之情况大都确切,且其叙述绵密,可以补助较正式堂皇历史资料之不足。

 此三集短篇小说所描写明末商业情形,无数量之准据。证之当欧人笔记,中国内河城市之繁华,尚可能为西欧诸国之所未及略举一例,如Louis JGallagher,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: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(New York,1953)所述…但《三言》所提出商人生活及商业习惯,以今眼光观察之,实在质量上墨守旧规。其症结又不在商业本身,而系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及社会风气所拘束。其最大障碍为否定私人财产之绝对。次之则发行货币全部为政府职权。政府之力不能及,则付之阙如。政府所创设之交通通信机构,又不公开为民间服务。此外,官僚地主之声势煊赫,家族关系之坚不可破,无一不妨碍纯粹经济力量之开展。有此种种客观环境,资本主义自无法在中国成长。

 资本主义为历史上经济发展之阶段,其本身无意于对社会生活求改革。英国资本主义形成时,其农业上之因素为“圈地”(enclosure)。此一方面促成土地集中,一方面产生大量之无产阶级。此等无产之农民,终至迁居于城市,为新兴工业廉价劳工之来源。又资本主义发达之方式为兼并。此在美国本世纪初年,仍为势甚炽。规模大之企业,利用各种手段,消灭其竞争者,以独霸市场。中国传统政府,固不愿提倡个人主义及自由主义,以与资本主义同,但亦不容农业及工商业之兼并,有如欧美之资本主义社会。尤不许可大批民为朝代统治之虑。资本主义最大之贡献,则为促进生产(现代社会主义有同一目的,唯不在本文范围之内)。因其在政治、法律、社会诸方面,首则容忍继则扶助私人财产无限制之发展,其极端竞争之余,纯经济利益,常发挥其最高效率。在商业上言,则一般游资,用于生产及扶助生产之部门,如交通、通信、银行、保险诸事业。生产增进之余,资金愈积愈多,劳动力亦供不应求,因之进而工业机械化,促成产业革命。

 传统中国社会始终未参与前述运动,故称明末清初中国资本主义萌芽,实无理论上之根据关于资本主义萌芽一节,已被批判,例如Albert Feuerwerker“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,”Journal of Asian Studies,18(1958)。而《三言》诸故事,亦证实16、17世纪,中国商业缺乏资本主义之性格。今之言中国哲学史者,必称中国哲学家与西洋哲学家构思不同之处。言中国社会史者,亦着重于中国社会之特质。独研究中国经济史者,仍不能离欧洲经济史之范畴,袭用其名词,殊不可解。

 中国之经济未能高度发达,则有多种不良结果。一方面因工商业未能积极展开,资本有限。其相反一方面则现有资本出路狭窄,通常用于购置田产,或在农村放为高利贷。此逐鹿于田亩,固然间接促进农业在数量上发展,增加全国耕地,但其资金零星使用,经济效率至低。因之中国经济质量不变,一般民众之生活尚在近世纪降低。此种情形,亦可稍稍在《三言》故事中窥见。如《桂员外途穷忏悔》中所述牛公子,其父牛万户“久在李平章门下用事…公子倚势欺人,无所不至,他门下又有个用事的叫做郭刁儿,专一替他察访孤儿寡妇便宜田产,半价收买。”《卢太学诗酒傲王侯》中之正直官僚则云:“我有示在先,不许擅放私债,盘算小民,如有此等,定行追还原券,重责逐出。”唯作者仅在一时一事为穷困农民鸣不平,而实际此现象与商业之不能突破传统习惯,全国财富不能高度展开相始终。换言之,此为全面经济问题,而非单独之伦理问题。  m.3MaOxS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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